以共同理性为基础形成公共力量
周宪(以下简称“周”)：你在作品中使用了“无产阶级化”或是“普遍的贫困化”等概念，来反思在技术宰制的社会中独立的和批判的主体性的问题。反观社会现实，我们确实已经面临着普遍的知识丧失过程，知识已经完全依赖于技术。虽然我们在享受着智能手机等带给我们的便利，但实际上我们对其软件运作的过程毫无认识，我们的知识也会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从你的角度看，我们该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呢?
斯：确实，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彻底、普遍的贫困化和自动化问题。在技术的宰制下，我们已经远离了凯恩斯的资本效益模式，进入了以有知识的无知和欲望心理学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模式中。今天的社会关系、阶级斗争都不是外在于技术器官学的，而正是它的一部分。所谓的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不只局限在工人身上，而是成为每个人的内在矛盾。正在经受折磨的不只是工人，而是包括年轻人、决策者在内的所有人；现在我们所依赖的这种生活方式将不只是一场经济的灾难，而是一场符号的灾难；欲望成为资本主义新型扩展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动力，不可控的欲望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自我毁灭，比如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核心的全球经济危机。
所以，我提倡要重回“理性”，让理性成为欲望的客体。作为理论研究者，我们要继续相信和使用理性，它使我们能够被人们听闻、了解、理解和认识。
另外，我不认同当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据我观察，极端的个人化和被切断的超一个性化已经在美国、日本的年轻一代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大量的年轻人已经在数字化的大爆炸中主动切断了超一个性化的进程，出现了弑杀父母和欺凌幼小的社会事件。我的“安提戈涅综合征”概念就是从这一社会现实中生发而来。
如何在失却未来的技术时代开创未来？
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