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技术理解为记忆及其客观外在化过程的基础上，我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理论：一般器官学。器官，指的不只是有机的生物存在，还包括心理意义上的个体，社会意义上的组织，如大学、公司、政府机构、宗教组织等。实际上，我想要在一般器官学[1]的意义上，解释西蒙栋在心理、社会、技术三个层面讨论的转导关系(transductiverelations)。也是在此基础上，我提出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将讨论数码和我所谓的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s)[2]的问题。
张：在2015年的讨论中，您虽然指出了在人类创造之外的技术这一后种系生成（épiphylogénéyique)[1]的外部代具(prothèse)[2]实存，但必须注意到的是，人的存在依存于外部技术“代具”实存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生，而没有可以不断向前追溯的共性历史。因为，人的进化其实是一个动物性退化和工艺能力增强的历史过程，原始部族生活中逐步建构起来的生存技能至多只能称得上工艺，而非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所发明的真正控制自然的科学技术。其实，海德格尔也只是在“全部自然成为对象”的现代性构境域中才谈及技术的本质的。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思想对象也经历了从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工艺学到大机器的技术系统的变化。这里便涉及个体劳动的主体手艺与外部对象化技术之间的历史差异性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当代技术哲学的一次对话
[1]这是斯蒂格勒在《象征的贫困》第二卷(De lamisèresymbolique，Tome 2，2005)中提出的观点，即三大器官：一是人的“生理组织的身体器官”，二是“人造器官”，如技术、物件、工具、仪器、艺术品，这是他前期指认为第三持存的物性存在，三是由前二者相互协调而构成的非物性的活动构序中的社会组织器官。
[2]这是斯蒂格勒原创的概念，他从胡塞尔的意识时间现象学中的第一记忆/持存(当下体验)和第二记忆/持存出发，指认了外部物质载体中的第三持存。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