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这里重要的不是劳动(labor)，而是工作(work)。在法文中，我们并没有两个词汇来分别表示这两个不同的意思，但在英文中存在这样的词汇区分。劳动(labor)，指的是工作中受苦的部分(thesuffering)；工作(work)，指的是工作者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 of theworker)，是工作者自身的提升。而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一开始他将劳动指认为个体化和提升自身的活动，而无产阶级化却剥夺了劳动的这一个体化过程。劳动在这一意义上，成为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
这是我与马克思主义持不同态度的地方，今天，克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不再是无产阶级夺取和占有权力；而是像《大纲》中所说的，无产阶级将消失，甚至雇佣将消失，随着自动化，我们不再需要劳动，无产阶级的对象化不再是劳动，而是工作者。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实践者。我的公共责任之一是管理法国一个大型的社会组织“国立视听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Audiovisual)，我管理的1000人中，有70人是软件工程师，他们形成一个免费的软件组织，这一组织正是基于“去无产阶级化”(de-proletarianization)的过程。我们的工作基础，不是亚当·斯密讨论的分工，而是知识的共享。通过公共的知识创造手段，形成公共知识。在这一组织中，我们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共产主义，知识共产主义，我将其称为“大同”(commons)。这种大同经济，将有可能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方式。在大同经济中，仍然存在知识产权，但却是公有的知识产权，并且人们享有使用公有知识产权的权利。这非常接近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的设想。这一定义的有趣之处，还在于这种工作仍然是一种工业的组织形式，具有极高的效率。
三
张：第三个问题也会比较直接，您让人比较钦佩的地方是把西蒙栋及之前哲学家那里比较中性的、描述性的技术哲学阐发，变为了一种非常激进的哲学话语。从《技术与时间》第一卷开始，西蒙栋那里的技术客体就经过了内部的质性转化，变成一种非常激进的批判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激进话语的作用可能会比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和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更加深入，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马克思的技术哲学观体现为一种生产力和技术的无罪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焦点更多集中在生产关系上，即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与市场的商品交换中结成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而对于生产力和技术本身，马克思不但没有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反而假设生产力发展对财富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技术是无罪的，技术可能被资本用于剥削和压迫，但技术本身是无罪的。马克思只是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写下的经济学手稿中，才开始讨论资本如何利用科学技术把工人扔到街上，使工人变成机器体系的附庸。在马克思哲学的最核心部分，技术的本质是中性和无罪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当代技术哲学的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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