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批判的话语转变。
在我看来，在您改造西蒙栋的技术哲学时，也无意识当中依循了这样一个转变。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您在讨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时，是否意识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内部存在的这一话语转变？您又是如何看待您自己技术哲学思想中极为激进的批判话语与西蒙栋的技术客体之间的差异？是否这其中也存在着这样一种重要的话语转换？
斯：您认为西蒙栋的技术观具有中立性，我赞同您的观点。这也是我与西蒙栋之间的分歧之一。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西蒙栋主义的技术思想家。西蒙栋的技术观确实非常重要，但我们必须克服他思想中的一些不足。在根本上，他的技术观缺失了我所说的极为重要的药理学(pharmacology)[1]理解。对我而言，技术总是同时打开两个相反的可能性：一方面，技术总是增加和发展一种共同的个体化(collectiveindividuation)，生产一种未来和未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正如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对书写的讨论，技术也是具有毒性的。我认为，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开篇遇到的矛盾，一方面是外在化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利用这一外在化过程，用以压迫、统治和剥削工人。西蒙栋没有看到技术的这一药理学维度，他也错失了面对和解答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理论空间。尽管他在《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一书中，援引马克思的《资本论》，用以解释机器对劳动的去个体化作用，但在根本上，对现实的批判维度，确实是西蒙栋技术哲学中所缺失的。
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在批判理性的同时发展了我所说的“否定药理学”(negativepharmacology)。他们看到，资产阶级和工业化资本主义在实现启蒙的过程中，同步完成了统治、异化(alienation)和物化(reification)。这里的物化，经过韦伯的中介，指的是知识外化到机器和自动化的生产过程之中。当然，在批判性上，与西蒙栋相比，我与法兰克福的距离要更加接近。但问题在于，我并不能完全认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全然否定态度，其中并不包括卢卡奇和本雅明，后者在哲学的积极建构方面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考虑技术的药理学维度，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药(pharmakon)的积极性（positivity）方面，思考如何利用器官学意义上的技术，实现新的个体化过程，开启未来的全新可能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当代技术哲学的一次对话
[1]这是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房》(Lapharmaciede Platon)中提出的重要观点，药，是毒药同时也是解药。后来斯蒂格勒在《什么令生命值得活下去——论药理学》(Cequifaitque lavie vaut la peine d'êtrevécue:De la pharmacologie，2011)中重构了这种可以作为资本主义解药的积极药理学，他认为这种药理学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恰恰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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