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以韦伯为中介对泰勒制提出的批判，我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今天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仍然在就这一问题进行争论。这恰恰就是我所说的器官学问题:如何正面积极地利用泰勒制？我们是否应当利用泰勒制?已经有美国学者指出，今天谷歌的运行和管理方式，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泰勒制[被称为“数字泰勒制”(digital Taylorism)——编译者注]。关键问题在于，随着全新经济管理和组织形式的出现，我们该如何面对?还是无须面对?我完全赞同您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我也非常高兴您能提出这一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我们今天有必要回应的首要问题。
关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我也认为它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因为它描述了我所定义的“无产阶级化”的全新阶段，不是工人或劳动的无产阶级化，而是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他们研究了消费资本主义是如何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兴起的，并提出重要的“愚昧性”(stupidity，Dummheit)概念，用于指认资本主义如何由此生成一种普遍的愚昧性。在这一观点上，我对他们表示认同。但我同时认为，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够考虑这一过程的积极方面，即如何以另一种方式利用大众工业生产出来的全新媒介，如电影、广播、电视等。他们在批判的道路上走向了怀疑和否定的极端。在这一点上，我尤其不认同阿多诺。他在《启蒙辩证法》之后，又写作大量文字批判音乐，尤其对以爵士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提出反对和质疑。当然，阿多诺本人的思想最终也经历了一次转变。1969年，就在他去世前夕，阿多诺公开发表文本，对自己过去的全然否定态度进行自我批判。但相对于前期著作的影响，这一自省已经为时过晚。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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