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表面的历史和经验问题背后，这里更为根本的是深层的哲学问题。这一哲学问题与怀疑主义相关。当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的第二章中说，好莱坞电影抓住了康德的超验想象(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是超验主体隐性能力的外化，他们便是真正的纯粹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根本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我在我的一本书《影院时代》(TheTime of Cinematiques)中，批判了他们的这一观点。我不相信超验想象的存在。我认为，被康德称为“超验想象”的东西，不过是知识外化过程的效果，它在根本上并不是超验的，而是历史的和技术的。
我们需要重新发展一种知识和技术理论。正如我在谈到马克思的“蜜蜂与建筑师”问题时提到的，马克思中断了他前期有关技术存在的外在化与无产阶级化思想的发展。而在今天看来，这一问题变得愈加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正生活在“知识资本主义”(capitalismofknowledge)的时代，经历着知识的外化与技术的加速。
因此，作为结语，我认为有必要重读康德。在我看来，康德思想的最核心部分，正在于他提出要重新定义知识能力，并区分出人们认知中的知性（understanding，Verstand) 与理性(reason，Vernunft)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将知性与理性二者等同，我们便退回到形而上学及其唯心主义传统。理性批判的重点，恰恰在于看到知性与理性的差异。我认为，这也是唯物主义的重要前提。今天，大数据和高强度的软件计算，在根本上是一个“无理性的知性外化”(exteriorization of understandingwithoutreason）过程。唯物主义要做的事情，是将理性重新引回到系统之中。这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历史问题，更是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
(杨乔喻编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当代技术哲学的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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