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问题引申出来，我再谈一下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确实，我对于西方这些思想大师的借用是有选择性的，如我在写作《技术与时间》的时候所使用的资料是与我的方法论相关的。关于方法论，我区分了西方思想中的两种路径：一种是分析式的，一种是偏综合式的。我的路径就更偏向综合性的分析，而不是分析性的。所以，我也讨论海德格尔后期的一些东西，比如本有，比如对技术的批判，但我会更着眼于他的思考在今天的继续，它到今天还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我仍然想回到西方哲学的这些经典或者是西方思想发展史上，去寻求一些解决问题或者是提出问题的一些路径源起。比如我会去读笛卡尔、莱布尼茨，我会对柏拉图感兴趣，写作《重读柏拉图》。实际上，不只是柏拉图，我对整个古希腊哲学都非常感兴趣，包括亚里士多德，甚至包括前苏格拉底哲学。我的主要观点或者说立论观点，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讨论的形而上学，在那里，在古希腊，柏拉图开创了一种文化的悲剧。在文化的悲剧对人和历史的理解里面，技术是被拒斥的，我要谈论的是，在西方哲学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里面，我要重提人与技术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的《技术与时间》的第四卷会从柏拉图、海德格尔，一直谈到现代的柏格森、拉康，会去讨论人的人类形态，生活的人类形态，这当然也是我的方法论问题。我对这些思想家的借鉴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一直在继续的过程，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我会让自己的观点更清晰、更明确，我会把自已放置在哲学史当中，同时在哲学史当中不断地去寻找一些其他的思想史资源。
张：这一点我是能够比较深刻地体会到的，我觉得您跟我们面对思想史时很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包括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把思想史当作一个线性的过程，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把它梳理过来。所以当我们遭遇一个大师时，通常都会遭遇他整体的构架，而您的这种方法会容易进入到每一个思想家里面，会获取到一种新的、脱离了教条式的传统线性逻辑的东西，这一点，我是有所感觉的。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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