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关于斯科特·拉什书中观点与鲍德里亚的对应，我同意您的判断。我与该书的另一位作者约翰·厄里很熟，60年代我们是剑桥的同学。拉什也是我多年的好友。这本书是作为教学评估的应急之作，有一些拼凑之嫌。厄里写了关于空间的那一章，余下的是拉什写的。我觉得，空间那一章有一些见地，其中，他们所提出的经济的文化化，概念本身比较模糊，没有确定的定义。他们认为，商品在60年代之前只有物质的作用，突然在那之后就有了符号的价值。
我与夫人都很喜欢旅游。假如你到一些工厂和博物馆看一看，你会看到那些即使是1960年之前的工业产品也有一些符号的审美的价值。在我看来，经济总是一种知识的经济，使用价值也总是有一种象征性或超经济的价值。所以，我的问题就有了另一种新的提法，就是为何在当今的意识形态层面又冒出了许多符号价值?可是，如果一开始经济就是一种知识的经济，那么我们现在又为何要谈文化产业呢？如果任何一种商品都有文化维度，为何文化产业的讨论突然流行起来？这可能会有两个答案：一是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的预见，二是当今资本主义发展中竞争形式的改变。在《1857一1858年手稿》的最后，马克思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即从绝对的剩余价值到相对的剩余价值的转变过程中商品就逐渐变得更加便宜，市场就很容易饱和，所以资本必须找到新的投资点。只有不断地进行新的投资，资本才能产生新的使用价值和得到更大的收益。所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提倡文化产业以及它们的象征、符号价值的意义其实是一种市场的扩大，为资本找到更多的投资途径。这不仅仅与相对剩余价值的运行有关，也更加与超额利润有关。因为只有不断地进行革新，不断对符号意义、文化产业等进行革新，唯有不断的革新才能产生超额利润。比如，现在阿迪达斯公司生产许多运动鞋，但只要它控制这唯一的商标品牌就能控制最大的利润，这就符合社会化大生产中竞争的逻辑以及超额利润的逻辑。而且，我们可以从早期的商品中得到一些启示，当时的产品也是有符号意义的。比如，我和太太这些天也游览了南京的“总统府”，它就历史性地内含着一些历史象征性。我们可以看到，衣服上的不同颜色也是有不同意义的，都有不同的内涵，这是解释阿尔都塞观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的、宗教的而不是经济的东西在影响符号的意义。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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