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那个想返回到传统社会中去的保守主义，也不要所谓的自由主义。对马克思的坚持，必须基于对一些更困难问题的更天真的拷问。一些问题对普通人来说很复杂，理论家则需要将之简约化，我们的责任要反过来，让事情看上去对所有人都很简单。比如，政治权利就是权力统治我们。然而到底什么是权力？这种批判的思维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面以及在今天的激进话语中都是最重要的东西。今天资本主义中存在的事物已经丧失它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和自然性。理论家就要给人们一个惊讶，让大家意识到有必要去探究今天的现实情况究竟是不是很自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让那么多的人认为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很自然。如果有人说现代化是进步的，就要问他们，什么是进步？我们教育小孩子说要工作，要有纪律，那么就要问为什么要这样？这或许可以算作理性的狡计，事实上真正的狡计是非常天真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其实就是要去问一些看起来天真的问题。
张：马斯洛[1]曾经有一个比喻，还是蛮有意思的。他将成年人在看破红尘之后所获得的新的深刻性称为“第二次天真”。用拉康的思路就是，大他者在象征界收编了个人主体，人被编码化，但人可以超越编码化并重新主体化。您刚才讲的非常重要，更深刻地提出在大他者之外重新获得天真的问题。所以我的一个观点是，达利的眼睛始终是天真的眼睛，他的作品保持了一种不屈服于大他者的天真的眼睛。您也一样，这是在第二次天真中的批判性和激进。
“第二次天真”中的激进
[1]马斯洛（AbranamH.Maslow，1908—1970)：美国当代著名比较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管理学家。1908年生于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父母皆是早年从俄国移居美国的犹太人。1928年进入康乃尔大学学习，1930年转学威斯康星大学并获学士学位。1931年获硕士学位。1934年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1934一1935年任心理学教授并兼系主任。曾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主席和1967年美国心理学会年届主席。其主要著作有：《人格与动机》(1954)、《存在心理学探索》(1962)、《科学心理学》(1966)、《人性能达的境界》(1971)等。关于马斯洛的哲学思想可参见拙著：《西方人学第五代》，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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