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在巴黎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这也是我为写《巴黎城记》搜集材料的那段时间。我在读书过程中发现，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是有两封书信的，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第一封信中，马克思谈论的是阶级构成还没有到位，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对于革命的性质还不好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和定位。但在第二封信中就发生了一个变化，马克思说，如果你能够亲身经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的话，你就可能突然间觉得被一种力量驱动去做一件事情。这种力量是无形的，而且力量非常大。它可能不涉及我们在科学的理论框架中分析的对与错，或者时机是否合适，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力量。马克思在这两封信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分歧性的态度，可能是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不容忽视的东西。
张：这个我理解，至少我能大概知道您的真实想法，将来会在我的书里面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刚才您讲到巴黎公社，我知道马克思对公社的态度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历史上看，可以有几个可参照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十月革命，考茨基、普列汉诺夫都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理性推论往下走的，所以他们不认为在当时的俄国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士兵和工人喊着“乌拉”把冬宫的大门一推，就把整个资产阶级政权撼动推垮了。第二个故事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所预想的革命跟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我当时是小学生，赶上一个尾巴。第三个故事是巴黎的红色“五月风暴”，包括阿尔都塞以及法共在内的所有人在这场风暴里面惊慌失措，包括德国的阿多诺。当娃娃们用燃烧弹来实践阿多诺的理论的时候，他慌张了。他出来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不能那么去做。他有句最著名的话就是，我没有想到学生们会用燃烧弹去实现我们在理论上提出的新观点。最有名的故事是三个学生造反军的女孩子在法庭上赤裸上身羞辱他，他很快就气死了。这三个故事的含义就是，在理论和运动、理论和热情、科学和价值判断之间，在历史过程当中它们还是不一样的。在马克思那里，他对巴黎公社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西方的学者，您的确难以置身于那种革命的、火热的过程。我们对革命、热情是有充分体会的。
照亮世界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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