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无论是《资本论》还是《大纲》，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即要用马克思的方法来研究新的问题，我也时刻在关注时代发展的新变化。关于“非物质劳动”，我可以再分两个要点进一步作个简单说明。首先，在进入20世纪，特别是“后福特制”以后，传统的生产过程实际上被一分为二。您刚才重点强调了目前越来越居于统治和支配地位的“非物质劳动”，比如说生产中创造性的、设计性的部分，集中发生在美国、欧洲一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生产的对象化的过程，或者按您说的“被压缩的物质对象化过程”在这些发达国家本土几乎消失，被转移到了原来的第三世界国家。这种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已经开始，60年代后期它先是转移到东南亚地区，80年代转移到中国，现在有向拉美国家转移的趋势。被转移的这些国家，现在实际上都是新兴发展中国家。更加有趣的是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就要求将这些被转移出去的物质化生产过程再拉回到美国，这就使原来的分离发生了一个巧妙的倒转。比如，特朗普竞选时就强调，美国人没有普通劳动工作，美国工人没有物质生产，现在要让物质生产全部回来，底特律不能像原来那个样子变成一个空城。这种倒转和刚才您所讲的趋势可能会有不太相同的地方。
《帝国》：后现代、生命权力与非物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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