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起，文人们想要发掘感受性的意愿在于浪漫主义为灵魂的骚动所裁定的地位。所有为了从学院派的形式主义、风格的固定和传统规则中解放出来所作的努力，都有利于情绪和审美品味的自发性，而有损于理性。在各种文学记载中，一代代作家，其中包括巴尔扎克和他的《风雅生活论》(Le Traité de la vie élégante),都对日常生活中寻常感受的表达极富兴趣。巴尔扎克对服饰的兴趣正好反映了这一转变。①拉伽德(Lagarde)和米夏(Michard)的评论中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观点，他们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充斥着“喋喋不休的描述”，②通过这些关于人物穿着的不恰当细节的描述，他的小说并非仅仅试图为人物的行动树立外表背景，而是撇开服饰的审美特性，通过对服饰的描述刻画“人物和时代”③。服饰的象征意义的力量超越了它的视觉效应所引发的社会和审美意见。对于那些懂得如何“解码服饰”④的人而言，风俗与社会、时代与道德、审美品味和感受性只需要被表现出来。对于所有所谓“社会物质”①或“无限细微的物质文明”②的兴趣从此而来。在浪漫主义的背景下，这涉及对“生活的装饰品”的描述，也就是对所有审美品味的外在表现的描述，审美品味变成了高贵的知识分子研究的对象，审美品味的消费因此显得尤其尊贵。但是美丽如何能够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满足美的理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能够理解高贵与平凡之间的审美界限是如何变得越来越疏松的。③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菲利普·布吕诺(Philippe BRUNEAU)为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BOUCHER)的著作《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服饰——人间喜剧摘录》(Le Vêtement chez Balzac. Extraits de la comédie humaine)所写的序言。
②《十九世纪》(XIXsiècle),第307页。
③巴尔扎克，《一桩神秘案件》(Une ténébreuse affaire),1841年，卷八,第543—544页。
④同上，《交际花盛衰记》(Splendeurs et misères des courtisanes),1844 年,卷六,第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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