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问题在于重构一种普遍理论，这种理论所讨论的价值需要能够将伦理问题考虑在内。这个概念迫使他必须在经济学中纳入社会结构的必要因素，即情感和享乐。在斯密之后，经济学基本将情感共鸣因素排除了，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受价值客观规律所支配的世界里的情感价值。而且，斯密所探讨的动因倾向于一个抽象的、不受欲望约束的动因，在此范围内任何行动都转为劳动和劳动力，纳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之内。
如同在保守思想中，社会等级不先于人而存在，它是人的产物。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里，审慎的概念原本在文艺复兴时期指的是宫廷贵族的理想行为方式，滋生这种行为方式的是前浪漫主义者根据内部权威的愿望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改变，而现在审慎的能力已经扩展到大多数人身上。只有预先修改所有目前造成障碍的那些继承自贵族制度的价值观，才能够改革道德风俗并使人们适应新的生活习惯。18世纪将废除贵族制度中对“审慎”的定义，即在宫廷中通过才华来展现自我的艺术，取而代之的是适用于任何人的观点，无论他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斯密让人们重新思考君主制中审美品味的原则。这实际上是一个决定性的举动，因为它相当于从构成经济建筑心理基础的欣赏能力开始，由下至上彻底颠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质财富的关系以及欲望与物品之间的联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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