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商业利润就不是以这个方式实现的。”尽管似乎“商人是高于商品价值出售一切商品的”，①但事实上，商人资本“会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如果我们“就商品的总体来看，产业资本家阶级出售全部商品的价格，小于这全部商品的价值”。②因此，“商人的出售价格之所以高于购买价格，并不是因为出售价格高于总价值，而是因为购买价格低于总价值”。③换句话说，“在平均利润率中，总利润中归商业资本所有的部分已经计算在内了”。④
“商人资本虽然不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加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润率已经意味着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了属于商人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产业资本的利润作了一种扣除。”⑤结果，“同产业资本相比，商人资本越大，产业利润率就越小。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尽管马克思没有证明，但这一点对于理解商人资本在当代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和力量至关重要。一旦承认产业资本利润和商人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因情况而异的，那么不均衡的力量关系便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从而扭曲和干扰马克思假定的通过利润率平均化而实现的均衡。这也意味着对产业资本和商人资本之和的投资得到的利润率，低于只对产业资本投资时得到的利润率(后一种计算方法在第三卷前面的章节中用过)。
然后马克思继续指出，“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商人资本(但零售商人的资本例外，它是混合类的东西)的相对量，是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的，因此，也是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活力成反比的”。⑥然而在历史上，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因为是商业资本(正如我们在“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那章所看到的)首先使商品价格“或多或少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而最先形成一般利润率的领域，是对再生产过程起中介作用的流通领域”。历史上，“最初是商业利润决定产业利润”。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于成熟，这种关系以“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那一章中描述过的方式发生了逆转。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产业资本家的一系列内部成本和负担的外部化过程通过将他总资本的一部分专门集中于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实际上，产业资本家把所有的流通时间和费用问题都推给了一个不同的资本，这个不同的资本则尽最大可能地处理这些问题，作为回报，它以平均利润率的形式收到了一部分剩余价值。
四 商人资本（第三卷第16一20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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