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职能，①那么我们怎么有可能把它从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特定情形中排除出来？我尽可能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不管答案为何，一般来说它都会对我们如何理论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形成机制，尤其是对我们如何利用马克思的观点去分析近来发生的事件，产生巨大影响。
第一步就是要考察与通过产业资本循环产生的剩余价值(利润)相比，生息资本是如何获得它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马克思首先区分了货币资本家(那些拥有货币权力的人)和产业资本家(那些组织剩余价值生产的人)。利息率是由这两类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竞争所决定的。于是，从历史角度——如果不是理论角度的话来看，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就被放到了中心位置。
这一关系的历史有时候被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解释：相对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自1980年左右起就不可避免地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这一事实催生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一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比如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相比，金融资本有迥然不同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并没有(尽管在一些段落中看起来有)对其做一般性的论证。我也不打算这么做。但毫无疑问的是，同一阶级的这两个派系之间(也包括他们和这一阶级的其他主要派系，比如地主和商人之间)的力量平衡从未达到一种稳定状态。霸权的转换肯定已经发生了。例如，在乔万尼·阿里吉的著作中，有一个貌似有理的观点：世界经济霸权的转变(比如20世纪上半叶从不列颠到美国的转变)是在金融化阶段(在20世纪早期由希法亭、霍布森和列宁所描述的那种阶段②)之后发生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确定无疑的金融化浪潮似乎预示了又一次的霸权转移(从美国到东亚？)。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需要理解不同阶级中的不同派别之间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实际的力量平衡，以及他们之间
五 利息、信用和金融(第三卷第21一26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Rudolf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A Study of the Most Recent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John Atkinson Hobson, Imperialis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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