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这些城市共和国设立的真正的银行同时是使国家以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取得贷款的那种公共信用机关，那么，不应当忘记，设立这种组合的商人自己就是那些国家的第一流的人物，他们一心要使他们的政府和他们自己都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从而更严格地更牢固地控制国家。”①
这表明“国家-金融联合体”(State-financeNexus)对资本崛起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历史中这种国家-金融联合体的潜在重要性被低估了。现在有大量关于中世纪后期以来形成的所谓的“军事-财政国家”的文献，它们关注的焦点是中世纪后期的持续战争中国家力量和金融化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以及这种国家形式怎样成为创造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曾经模糊地暗示过这些条件)的重要代理人。对那些更偏向文学描写的人，我推荐你们看看希拉里·曼特尔(HilaryMantel)的历史小说《狼厅》，描写的是托马斯·克伦威尔的生活。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亨利八世的财政顾问，在那个时期的国家和资本的融合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了，这部小说充斥着宫廷阴谋(从安妮·博林②的婚姻、死刑到托马斯·莫尔爵士③的死刑等等)；但是透过表象，我们能看出英国政府的性质通过重要的方式演变。在重要关头，最高的银行机构(现在是美联储)必须与解决货币问题的国家力量(现在是美国财政部)相结合，共同设计出能应对威胁国家和资本的危机的政策。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些共同政策必须同时处理商业债务和国家债务，并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雷曼兄弟宣布倒闭后，美国媒体报道最多的两个人是财长亨利·鲍尔森和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总统则没什么好说的，这绝非偶然。这便是现实中暴露出来并人格化了的“国家-金融联合体”，不过它还是更喜欢隐藏在暗处。欧元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正是因为这种国家-金融联合体还没有保持一致，没有在整个欧盟里发挥适当的作用。意大利和希腊任命了“技术专家”政府，丢弃了民主选举政府，表明“国家-金融联合体”要求走到台前直接进行统治。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现在似乎已经意识到，需要(很大程度上与他们自已主张的政治信仰相反)修改或重新商定欧洲宪法(并修正欧洲央行的权力)，以应对(也许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威尼斯和热那亚很久之前就出现过的同样的问题。
六 马克思论信用制度(第三卷第27一37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0—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② 安妮·博林(Anne Boleyn)，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生母。—译者
③ 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 又作 Sir Thomas More，1478—1535)，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著有《乌托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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