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关系”不过是使资本回到了它的起源。那么，这究竟是意味着国家仅仅是资本的一种工具，还是意味着近年来国家和金融(注意，只是金融，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融合已经变形成了某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确实，债券持有人现在对国家政策的公开影响力似乎比以前更大了。但是我还记得哈罗德·威尔逊(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党首相)曾经抱怨“苏黎世侏儒”决定其经济政策的力量，正如他让步于伦敦金融家的需求而牺牲英国生产资本的利益一样。这和比尔·克林顿著名的失意的感叹相同。在他的首次就职典礼前，克林顿对他的经济顾问们说：“你们的意思是说，我的经济政策和连任前景都要取决于一群该死的证券交易员的观点?”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的确如此!”我认为，我们对国家和金融的力量交织历史的了解，还没有精细到足以判断我们现在是否处在不同的处境的地步，尽管我们确定地知道金融管制和金融制度改革的问题现在已成为了国际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解决。
但是马克思特别讨论了信用制度内部的“内在力量”将把我们引向哪里。“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地，但仅仅也是自在的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叙述，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会重复提起。“银行业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①那么资本将走向何方?当然了，正是这个问题使伊萨克·贝列拉兼具“骗子和预言家”特征。
贝列拉“预言家”的一面对马克思来说很重要：
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①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6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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