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背景下，他回到第二卷中资本内在本性的问题就说得通了。马克思寻找的是这种内在本性的某种X射线，它能说明信用制度充满矛盾的颠倒错乱现象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必然产生。为什么资本根本的、潜在的矛盾总是采取金融和商业危机的形式呢？为了揭示所有问题的答案，他在第二卷研究资本积累与流通时抛开了信用制度和生息资本的流通，以便于理解为什么资本的流通和积累必然要求信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资本来发挥作用。总之，从第二卷中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资本在缺乏信用制度时无法生存，为什么财富积累和债务积累必然是同步进行的，以及在一个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体系里，为什么价值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中心矛盾内化为供给和需求永远不会也必然不会相等的矛盾。在我看来，上面从第三卷第554页引用的冗长段落，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亚当·斯密认为银行业和金融是非生产性的活动。第三卷的解释使人倾向于相信马克思同意以下判断：由于严重背离了(如果不是一种有害的赋税的话)实际的财富和价值生产，货币资本的寄生性赘生物和金融体系内表现出的颠倒错乱的程度应该受到自我谴责。我们时代流行的看法也倾向于这个观点。这立即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容许这些呢？然而，第二卷阐明了信用的绝对必要性一不仅促进了价值生产，而且也增强了直接创造和捕获剩余价值的能力。类比第一卷中机器的作用，对我们在这里的理解有些帮助。机器是不变(通常还是固定的)资本，因此不生产价值。接着马克思继续阐明它如何成为个别资本家(我先进的技术为我生产了超额利润)和整个资本家阶级(生产工资商品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并扩大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相对剩余价值的一个来源。同样地，信用自身不生产价值，但它有助于生产的巨大扩张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比如，通过减少贮藏必要性的方式。
贮藏问题实际上非常重要。通过对第二卷的研究，下面的内容变得十分明显：在缺少信用制度的情况下，如此多的资本需要被贮藏起来，以满足从固定资本流通到周转时间差异等问题的需要，以至于资本积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在最差的情况下会不断恶化直到慢慢停止。当然，从贮藏中释放出来的货币能否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货币资本，还依赖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可获得性，以及所有资本循环所需要的其他条件(包括有效需求的活力)。但是如果没有贮藏货币的释放，可利用的潜在的货币资本会非常少。这是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清晰地向我们阐明的。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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