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世界上的知识分子们仍然还有一样东西要失去：那种伯曼隐含地赋予他们社会角色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使他们得以从历史的实践中抽离出来，去“直接地”接触马克思思想的真实世界。但这种自由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事实上，它不可避免地唤起了一个古老的观念：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更确切地说，是康德关于“在公共领域中使用理性的自由”这一概念——与其“私人使用”相对。<sup>4</sup>实际上，这一概念如今与常识性的公共/私人的区分正好相矛盾。对康德而言，那些在我们今日所谓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们，其理性的使用受到他们所服务的机制，即政府意志的限制。因此，他们不能自由地思考，因为他们必须服从。然而，如果他们同时把自己视为整个共同体、或“世界公民社会”的一员，并以学者的身份向公众发言，那么他们仍旧能够自由地使用理性——也就是说，以公共的方式使用理性。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伯曼以及一切真正的马克思读者，都曾以某种欣慰的心情迎接 1989 年崩塌所带来的那种“没有马克思的生活”。在康德的意义上，这场崩塌使马克思的著作从其“私人用途”中解放出来—例如，那些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党国官僚，也被讥讽为“马克思学家”（Marxologues），他们并不能自由地阅读马克思或讨论其思想，因为他们必须服从极权的主宰——党与国家。换言之，1989 年之后马克思著作的解放，可以被理解为某种由公共理性重新占有的过程。马克思作为作者被重新解放，如今他终于得以作为一名学者（Gelehrte），去直接面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或者，用康德的语言说，面向“世界公民社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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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4</sup> 参见 Immanuel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 H.B. Nisbet, ed. H.S. Rei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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