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伯曼所谓的“没有马克思的生活”，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德语马克思”的生活，以及没有那些从德语原作翻译而来的历史性译本的生活。这是一个没有马克思的民族公共生活领域，在那里，他再也无法以本国语言对社会的各个阶层发声——从自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民族工人阶级的普通成员。按照伯曼的说法，他们正是随着历史共产主义的崩溃而从马克思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对于他们而言，如今的马克思已然沉默，他在说一种他们再也听不懂的语言。<sup>24</sup>
在另一端，则是马歇尔·伯曼所谓的“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而言，“没有马克思的生活”反而以一种悖论的方式让马克思重返。如今，马克思被解放出来，正是为了他们——他当下唯一真正的受众，使他们能够自由地阅读他的著作、讨论他的思想；只要他们会说英语。而他们确实会，因为英语显然已是他们的母语——当今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母语。历史共产主义的崩溃，不仅让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也让当代艺术得以普及。不久之后，克罗地亚艺术家姆拉登·斯提利诺维奇（Mladen Stilinović）以一句话对这一语言变革做出了著名评论：“一个不会说英语的艺术家，不是真的艺术家”。这同样适用于1989年之后的马克思及其思想：一个不会说英语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sup>24</sup> 这种情况意味着一个耐人寻味的关联：英语能力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亲和性之间存在某种奇特的相关性。一个群体中掌握英语的人越多，其中潜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越多。在荷兰，有87.6%的人口会说英语，因此《资本论》在那里的被阅读几率要远高于这一比例仅为15.4%的保加利亚。同上，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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