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归结为工人本人劳动产品中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自己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照社会需要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限度；最后，如果我们把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总是为社会中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而进行的劳动的量，包括到1.必要劳动和2.剩余劳动中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gesellschaftlich）生产方式所共有的（gemeinschaftlich）基础。<sup>13</sup>
但不幸的是，如果缺乏“命运偏移”这一维度，上述思想就很容易被翻译成一种全球化骗局（globalization hoax），一种因为人们忘记了剩余价值的盗取而被延续的谎言。资本仅仅是社会性生产的。然而我们却心甘情愿地购买它。
哈尔·德雷珀（Hal Draper）曾提出，早期的马克思是从左翼民主的角度来理解专政的。<sup>14</sup>我并未核对他详尽的文献考证。然而，确实似乎如此，如果说马克思之所以开始不信任国家，是因为资本具有潜在的全球化力量，而唯有国际才能与之抗衡，那么，他之所以忽视“社会”一词内部的冲突，正是因为他忽略了民主内部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因此也忽略了他在英国——他所选择的避难地——所观察到的、具有性别与阶级特征的公民身份中的矛盾，如同一切所谓民主社会中那样）。民主内部的矛盾，是自由（作为自主性的自同性）（ipseity as autonomy）与平等（作为他者性的他异性——与我不相似的他者）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一词内部的冲突，则存在于量化的劳动力与由行动者（agents）组成的集体性之间。后者利用这种抽象的平均劳动力来产生剩余，这种剩余按照上文所提到的越界性段落，被用于使“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体”（Gesellschaft）重新结合。而这一结合又需要正如柏拉图所言的公民式行为。正是这种准备被马克思搁置了，而葛兰西则将其视为一种“认识论的”（gnoseological）问题。<sup>15</sup>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sup>13</sup>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991-992页。
<sup>14</sup>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ume 2: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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