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
然而,近期去世的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在最后一次访谈中却指出,当马克思移居英国后,他变成了一个维多利亚人。<sup>16</sup>这也确实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的说法,他写道,正因为英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它才是从中展开批判(以德国古典哲学的意义)资本本身的恰当场所;而此时在德国写出的任何著作,都只会是混乱的拼凑。<sup>17</sup>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未从这种对民族国家的持续聚焦中恢复过来,尽管它在理论上宣称自身关切国际性或全球性。正因为这种未被承认却又必然存在的民族国家中心性(毕竟,全球并不等同于世界),当代马克思主义“命运偏移的”主体(destinerrant subject)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一个对未经反思的民族主义保持抵抗的主体。
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一个由债务国与债权国构成的联合体,以德国为不安的首脑,绝不应被误认为是德国对于“地方性”的某种必要执念。正如哈维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ín)所言,这位全球竞争力指数的共同发明人,在卢旺达与加拿大的财政部发表演讲时反复强调,尽管他都在建议这些财政部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但他在这两个地方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sup>18</sup>我们这些左翼人士必须记住,德国国家的“地方性”,与当今那些巨大的战争营地中被随意囚禁女性的“地方性”并不相同,那些女性身陷强暴与贿赂文化之中,而这种文化已被世界大部分地区视为正常。能够记住这一点,正是政治的“技艺”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Moishe Postone, interview by Anej Korsika, Chicago, 2011, https://anejkorsika.wordpress.com/2015/02/26/interview-with-moishe-postone-critique-and-dogmatism.
<sup>17</sup>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5页。
<sup>18</sup> 私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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