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rt），因为它需要想象力。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以国家为基础的地方性胜利（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而自我祝贺，并认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唯一的模式。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Marxist feminism）或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feminist Marxism）的目标，是为女性实现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法理上的平等，这绝非易事。然而，如果我们承认性别化（gendering）甚至早于个体对自身的成为（becoming-proper），并且它为社会形态的生成提供了第一个符号系统（semiotic），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女性主义必须持续地打断马克思主义，将那被忽略的社会的二重性（Zwieschlächtigkeit）不断补充进性欲的迷宫式、开放性的路径之中。正因为这种大胆的补充被忽视，才导致这样一种情形，在莫伊舍·普殊同最后访谈的结尾处，人们仍然可以轻易地提出一份马克思主义推荐书目，而上面只列着四位白人男性。要替代普殊同对维多利亚人马克思的批评，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与女性最后的一次书信往来，那就是他与维拉·查苏里奇（Vera Zasulich）的通信。在经历了多次痛苦的草稿修改后，马克思最终写下了这样一句来回答查苏里奇的提问：“我们该如何在以农民公社为基础的亚洲俄国建立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回答道：“我不知道。你们必须自己去解决。”这对当时的欧洲想象力来说，实在是过于艰难。<sup>19</sup>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即任何可能的欧洲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艺与政治”的语境中，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列宁在1919年创立共产国际（Comintern）这一事件。正如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
《资本论》的“命运偏移”：作为事件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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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19</sup> Karl Marx to Vera Zasulich, 8 March 1881, in Teodor Shanin, ed.,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pp. 9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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