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波依斯向我们展示过，种族主义是一种可被普遍调用的意识形态，其功能正是维护资本的自我规定（self-determination）。<sup>24</sup>我之所以关注《资本论》第一卷中那种“命运偏移”的结构，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艺与政治相关联，并非出于某种以身份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或反向种族主义，而是因为资本具有全球性的本质，它必须不断地幽灵化（spectralize）农村，以便持续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并在网络化社会的名义下，宣称这些地区所产出的地方性成就是最优的。而拒绝一切仅限于地方性胜利的政治想象，正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点。因此，我愿以我 2018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的一段演讲作为结语，那次演讲试图化入一种普遍化的中国主体（generalizedChinese subject）之中，而非以美国或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发言，后两者都因竞争心理而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否有可能想象出如此广阔的基础？而不是仅仅执着于底层移民的困境，或者将对殖民主义的迷恋视为最后的真理？
《资本论》的“命运偏移”：作为事件与任务
<sup>23</sup> Rosa Luxembur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 trans. Bertram Wolf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p. 45.
<sup>24</sup> 这是杜波依斯《美国的黑色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的总体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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