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并非偶然，马克思在此最终呈现了一个资本主义系统性的组合，詹姆逊称之为“某种音乐尾声”（“历史作为尾声”），<sup>8</sup>其中包括“殖民地、国债（与国际信贷体系及股份公司相关）、现代税收制度，以及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体系”。马克思写道，“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暴力（Gewalt）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economic power）。”<sup>9</sup>同样也并非偶然，福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中发现了双重殖民的原则：欧洲的内在殖民与美洲的外在殖民互为强化，并共同定义了世界经济，伴随着“殖民活动对西方法律-政治结构的反作用”。<sup>10</sup>然而我们也理解到，若要将规训与生命权力（biopower）的技术谱系追溯到原始积累的起点，那么同样必须承认，这些权力装置（dispositifs）的历史、运作与后续生命政治的变形无法与战争分离，无论是以军事战争、殖民战争，还是阶级、种族与性别的战争形式，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正是由战争所创造的。自17世纪末起，这些装置在不同形态中的发展，成为以其他方式继续战争的特权表达，并使战争成为一种对权力关系的分析。
主体化与战争：马克思与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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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7</sup> 同上，ch. 31, p. 920.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866 页。
<sup>8</sup> Fredric Jameson, Representing Capital: A Commentary on Volume One, London: Verso, 2011, ch. 3, ‘History as Coda’, p. 74.
<sup>9</sup> Marx, Capital, Volume 1, ch. 31, pp. 915-916.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61页。
<sup>10</sup>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France 1975-1976, New York: Picador, 1997, Lecture of 4 February 1976, p. 103. 中文版译文见[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1976》，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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