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968年之后，那场，或那些场“运动”最终未能直面它们自己助力引发的全面社会战争。反过来，面对1968年这场奇特的革命，资本在20世纪70年代发起了一场同样奇特的全球金融“反革命”。它将战争与内战的强度调整到与自身在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暴力相匹配的水平：这是第一场以阶级、种族、性别与主体性战争的政治复现为标志的“另一种全球化”运动，而“工人阶级”已无法再将这些战争置于自身“客观利益”或特定组织形式（政党与工会）之下。1968年奇特革命中的各个主体性表明他们未能想出并组织起能同时支撑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双重决裂，并能对抗资本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重新配置的战略攻势与权力关系的战争机器。解放与自主必须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并需防范敌人始终存在于两个层面，也即关系层面（统治者/被统治者）与非关系层面（战争）的主动性。简而言之，1968 年的运动陷入了一个我们至今仍远未摆脱的僵局：当他们直接对抗资本战争时，采用了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模式；而当它们转而探索主体化模式、绕过矛盾的辩证运作时，又放弃了构建本应重新配置尼采所说的“有效历史”（wirkliche Historie）的新型革命战争机器的问题。这种缺陷在理论
主体化与战争：马克思与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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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28</sup> Félix Guattari, Chaosmosis: An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 Bloomington-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
<sup>29</sup>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before Being there is politics’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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