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通过金融机构洗钱之外，贩毒集团也会通过产业资本的形式来洗钱（例如建筑业），以及通过娱乐资本：酒吧、夜总会、妓院等等（可参见博拉尼奥《2666》）。在这方面，各种类型的景观（spectacle），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包括那种创立性、维持性暴力的景观，都是根本性的。然而，对于作为一种被包裹与被居住形态的毒品文化来说，最重要的是文化工业，尤其是流行音乐。从这个角度看，毒品叙事民谣（narco-ballad）或科丽多（corrido）可以说为毒品积累提供了其轻快、重复、并具有辖域化作用的叠句，其节奏一次又一次地回响，在重塑传统八音节诗句形式的音景之中，开辟和关闭通道，同时为不断扩大的非正规经济中的听众提供了关于无法无天的可能性的故事，掺杂着爱情与背叛。科丽多已经成为一种霸权性的文化形式，不仅是毒品积累的叠句—一种包裹性、主体化、甚至如国家般“共鸣”的东西——也是它的档案，叙述着一种活着的传统，用巴利巴尔的话说，将“个人的存在投射进集体叙事的经纬”，情感性地建构并重构着一种“人民”。<sup>29</sup>然而，与巴利巴尔的重要论述不同的是，毒品辖域并不受民族国家及其作为法律-政治形式的边界所限制。它更像是一片跨国边境腹地，其存在理由恰恰就是非法跨境：一种捕捉了移民劳动与非法商品分配交换之横向重叠路线的毒品积累辖域。正如在电影《边境杀手》中所呈现的，后者（非法分配的通道）反过来折返并吞没前者（移民通道）：被贩毒集团抢占的跨境移民隧道又被中情局（CIA）的黑色行动重新功能化。
货币的回流：《绝命毒师》中的非法积累与辖域化
<sup>28</sup>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p. 312; Anne Sauvagnargues, Artmachines, p. 131.
<sup>29</sup> 与原始社会相反，德勒兹与加塔利写道：“国家社会作为共振装置（apparatuses of resonance）来运作”，“是一种共振的组织”；“因此，国家是私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共振室。”（A Thousand Plateaus, pp. 211, 536）关于毒品科丽多（narco-corrido），参见 Elijah Wald, Narcocorrido: A Journey into the Music of Drugs,Guns and Guerrilla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ebooks, 2002.关于日常生活与死亡的毒品文化，参见 Roberto Bolaño, 2666, trans. Natasha Wimmer, New York: Far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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