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阿帕奇拒绝的辖域的历史，就是其被过度编码与被捕获的历史；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不断抵抗这种捕获，使得尽管已被吸纳，但德勒兹与加塔利所称的“战争机器”与“国家俘获”之间非同一性的幽灵性时刻仍然得以保留。<sup>34</sup>举个例子：根据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卡茨（Friedrich Katz）、人类学家丹尼尔·纽金特（Daniel Nugent）以及文化批评家豪尔格·阿圭拉尔·莫拉（Jorge Aguilar Mora）的研究，漫长的阿帕奇与科曼奇战争改造了北墨西哥的农民-士兵（这些士兵最初在殖民地的 presidio 边境守备制度下被授予土地以进行防御）；他们逐渐掌握了敌人的知识（包括他们沿辖域横向路线“来去”的知识），并且——用阿圭拉尔·莫拉的话说——“变成了印第安人”。在这样的叙述中，尽管阿帕奇在军事上被击败，其“战争机器”却被捕获并纳入最终成为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革命军队的强盗力量之中。而这支军队又曾周期性地“解放自身”，重新成为非法武装，越境突袭美国，并最终必须被新的后革命墨西哥国家所击败——后者将比利亚派（villismo）视为其野蛮的“他者”。<sup>35</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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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sup>34</sup> 德勒兹与加塔利将他们的“战争机器”概念源自皮埃尔·克拉斯特尔（PierreClastres）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克拉斯特尔将这些社会定义为无国家并反国家的社会。原始战争即“游牧战争机器”遂成为一种战略，最典型地体现在阿帕奇人身上，用以阻止不平等以及国家式权威中心的出现，两者相互关联。杰罗尼莫（Geronimo）可被视为“阿帕奇式拒绝”的伟大代表。他是一位坚决不停止对墨西哥人作战的战士。然而，他最终被自己的族人放弃，因为他的坚持可能导致专门的武士阶层的形成，并由此产生一个基于不平等的国家结构。德勒兹与加塔利批判克拉斯特尔关于原始社会的定义，指出它们并非完全免疫于国家形成（克拉斯特尔本人也暗示过这一点）；真正的问题是“程度”，即战争机器与原始社会转折并成为国家的具体时刻。“对黑洞的绝望”便是其后果之一。参见 Pierre Clastres,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89,尤其是pp. 189-218.因此，毒品积累（narco-accumulation）具有某种战争机器的维度，但它已经被某种原国家所过度编码并加以规训/吸纳，而该原国家执行着一种永久原始积累（permanent primitive accumulation）式的暴力逻辑，这种逻辑有时与墨西哥国家结盟，有时对抗，但大多是两者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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