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的问题也存在同样的困难。以“劳动的二重性”的概念为起点（这一概念解释了增殖的双重方面），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对于“劳动”的识别仍有两种方式。通过“生产性”（Produktivkraft）这一范畴的多义性使用，这种紧张关系变得明显。一方面，“生产性劳动”指的是任何转化为资本投资领域的活动：根据我之前的术语，货币价值转化为其对立面的任何形式，即商品使用价值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增殖，都会产生剩余价值。它会产生可以资本化或积累的增量，或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是“生产性的”。另一方面，“生产性劳动”指的是在物质意义上的生产领域中所进行的具体活动，主要包括工业与农业。对此（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讨论资本“循环”时，关于生产与流通周期相互渗透所指出的），我们当然还可以加入运输、通信等领域。但这并不改变一个事实：这里的“生产性劳动”是以狭义的方式被理解的，它相对于第一种更广义的“形式的”劳动而言，仅限于货币资本的某些具体投资领域。这种限制的理由显然是政治性的：它使得我们能够界定“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将其视为工业革命的社会产物，这一阶级既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潜在地挑战资本统治、乃至资本主义积累延续的力量。<sup>10</sup>但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对增殖“源泉”的狭义定义：它并不包含一切有薪活动，尤其并不包括一切被剥削的劳动，尤其是那种按定义而言不以工资形式支付、也未以货币形式得到补偿的被剥削劳动，即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这是资本主义在我们所有社会中与父权制相结合的历史结果。<sup>11</sup>最后，它也未包括那些虽不直接属于“劳动”意义上的活动，却获得了增殖的重要功能、并因此从资本主义的视角看也是“生产的”的广泛活动领域。
迈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普遍剩余价值到总体吸纳
其后续著作《货币关系》（Les rapports d’argent, Grenoble: PUG, 1979）中得到了扩展，我在此基本上是沿循她的分析。
<sup>10</sup> 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争论，始于重农学派（他们将生产性劳动仅限于农业），由亚当·斯密进一步发展（他将其推广至“一切能为其作用对象增殖的活动”），最终导向马克思对“生产阶级”的新定义（在资本主义关系下生产商品的任何工人）。尽管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生产阶级”、“无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这三者在分析上是有区分的，但他在历史和社会学的层面上仍倾向于将它们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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