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利润不仅仅来自于生产，即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增殖，尽管必须最小化成本；利润来自于一种不同类型的增殖，这种增殖将创新与消费增长直接结合。这就是所谓的“剩余健康”，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剩余价值普遍形式。考希克·孙达尔·拉詹（Kaushik Sunder Rajan）增添了另一个维度，表明了一种全球经济层面上的新型人口规律，因此是理解全球化与金融化结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sup>16</sup>药物主要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消费，并为这些市场设计；但它们却在印度和其他“南方”国家进行测试，即进行试验。这不仅是因为印度有大量失业的贫困人口可以作为“志愿者”（即合同患者，他们提供“知情同意”），而且主要是出于科学的社会生物学原因，因为只有在尚未进入药物慢性消费过程的地区，才能找到所谓的“无辜受试者”进行试验，这些受试者的生理反应为药物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实验模型，用于理解和调整药物的效果。通过这一新的重要分析，我们理解到普遍剩余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具有本地市场功能和全球系统条件。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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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14</sup> 这里与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形成了显著的平行关系，后者结合了生产力的提高与劳动强度的加剧。
<sup>15</sup> 不用说，每个人的生命历来都依赖于与他人的关系、所处的环境条件以及所掌握的技术：它始终是“脆弱的”。但这里所指的是一种全新的依赖类型：它既更为被动，又受制于属于制药工业经济-技术复合体的力量。
<sup>16</sup> Kaushik Sunder Rajan, Pharmocracy: Value, Politics and Knowledge in Global Biomedicine,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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