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们的注意力将转向剥削的概念，强调它在转化为社会价值化的榨取性功能时所经历的变化。
我们已经描述过资本主义的反攻是如何瞄准20世纪60及70年代抵抗与反叛的积累的。如今，我们也能够辨认出一般智力社会的出现，其经济角色愈发重要的社会生产，这意味着资本与劳动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在福特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是由纪律体制所构成的，积累集中地依靠工业劳动的计划性协作所产生的利润来驱动。而在后福特主义时期，当生产性的知识与协作的社会能力广泛扩散到整个社会，资本则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剥削新出现的劳动力形式：通过榨取共同生产的社会财富，并在某种意义上，将整个社会领域加以吸纳。榨取（extraction）的这种新的核心地位因此改变了剥削的性质。特别是，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的量，它们原本依照时间分析来界定，如今呈现出一种新的质的特征，这意味着剥削必须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分析。马克思式的剥削概念，聚焦于个体工人工作日中不同“时间”的划分，如今似乎已相去甚远。当马克思以教学的方式解释说，在雇佣劳动的体制下，工人获得的是在工作日最初几小时内所生产的财富，而资本家则攫取剩余时间内所生产的价值，他实际上建立了剥削与生产组织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然而今天，这种现实已经分离，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金融把生产性主体抽象地看作一个整体，并在远距离上抽取价值；与此同时，生产性的主体性却拥有越来越强的能力去协作并自主地规划协作。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们不再组织劳动；他们也不再像熊彼特（Schumpeter）曾经设想的那样，创造新的组合并生成生产性的协作形式。如今，他们沉溺于金融活动，把注意力投向证券交易所、股息和市场波动。
今日马克思式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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