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一个政治体系的民主国家）更高的阶段。
的确，对黑格尔（以及官僚机构）而言，社会实际上已经是合理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民主的：毕竟，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成为官员。在黑格尔看来，这一点保证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国家、官僚机构与公民权之间的同一。马克思讽刺道，这就如同每一个天主教徒都有可能成为神甫，每一位战士都有可能在开小差后成为敌军的一员。①
“知识”的官僚体系在实践的层面上被表达为一个竞争性考试，官员的选拔就是基于这个考试。如果黑格尔的国家的确是合理的，那么将考试变为一种胡说会更有意义。事实上，在这个所谓合理的国家中，考试是一种形式：对官僚体制的知识的认同将被标识为一种共济会的特权。考试并不反映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客观联系，也不表达它们的统一；毋宁说，它强调了对双重性知识的一种需要一一种是在市民社会中生活所必需的，另一种则是在国家中生活所必需的。考试“官职”和“个人”之间的“联系”，是市民社会的知识和国家的知识之间的客观联系，无非是官僚政治对知识的洗礼，是官方对世俗知识变体为神圣知识的确认②，是对经验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得自于工作和劳动分工的经验）进入官僚机构和国家拥有的知识的官方确认，是能力和秘密的混合物。
当哲学家“引申”出付给官员的薪俸时，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变得有些滑稽：工作要求牺牲；它强加给个人责任的感觉；只有当它拥有一种公共机构的伦理，国家才是可靠的。但官员必定会变成另外一种职业。一种职业预设了薪金，因此是政府官员的薪俸，而不是伦理保证了现代社会的稳定。
当哲学家作出如下断言时，他就会变得极其不安：“要保证国家和被管辖者能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官员滥用权力’，一方面有赖于他们的等级制’……另一方面，又有赖于赋予区乡组织、同业公会的权能，因为这能防止在托付给官员的权力中夹杂有主观的任意，并能以来自下面的监督补充那无法顾及官员每一细小行为的来自上面的监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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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②参见上书，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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