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回应道，官僚的确是束手束脚，但尽管如此，他对下是“锤”，对上是“砧”，这也几乎使任何人都不得安心。马克思问道：“防范“等级制’的东西究竟在哪里呢？当然，所谓大害除小害”②。这一点同样是真的，马克思接着说，“冲突，官僚政治和同业公会之间的没有解决的冲突”③，市民社会和“诸等级”可以反对国家和它的官僚机构的事实“安保措施即存在于其中”。但马克思更加怀疑官员的“人道精神”，而它在黑格尔看来，是对在管理知识的获取、商业训练和实际完成的工作中包含着的机械性活动的一种“精神平衡”。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评论的，官员的工作是他的“实体”，他的生计。凭着“道德平衡”，一个官员的仁慈就被设定为保护他免于自己的危害。“这真是妙不可言!”马克思疾呼道。“从精神上抵消。简直是二元论的范畴!”马克思补充道，当黑格尔使用诸如“事务成规”和“有限领域的眼界”这样的术语的时候，他更为精确地描述了官僚体制的精神。
对官僚体制的社会学分析导向对任何官僚机构，特别是任何政府官僚机构的控诉。官僚体制的合理性不应该就其表面价值而被接受，更不能被视为一个绝对者。但马克思对官僚机构的批判与他对哲学和国家的批判是密不可分的。
如下观点可能会遭到反对，即认为借助这个对国家、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官僚机构的彻底批判，马克思拒绝了黑格尔的关于存在一种内在于社会的合理性的论断。这可能会被认为导致一种无政府主义，或者向唯意志论的倒退，因为它隐含着对国家机器的摧毁和对社会团体的分割。从而，我们将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不得不赋予它一个根本的和无条件的自发性或者假定它是由一个更高的理性意志组织起来的，而不是认同绝大多数理论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社会是有机的、合理的。
第5章 政治的社会学：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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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②同上书，67页。
③ 同上书，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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