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反对意见的答复，可以在马克思1843年9月23日写给卢格的一封信中找到。国家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合理性，但是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由这种发展产生的合理性要求国家消失。不仅仅是现实的不等同于合理的，很有可能是现实的与合理的正相反对。由于有资本主义和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中，这里最现实的要素，即社会的要素被认为是最不现实的(不如政治的要素现实)；在这里首要的(生产者）是最末的，而最末的（各种中间人）则被认为是创造者；在这里实际的条件被忽视。唯一改变事物状况的方法是使世界和社会更加合理，是通过在一个更高的统一中综合现实的和合理的，以重建它们的真正统一。马克思在他给卢格的信中写道：
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至于谈到现实的生活，那末即使政治国家还没有自觉地充满社会主义的要求，在它的各种现代形式中也包含着理性的要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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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社会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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