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接着说：“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②也就是说，在政教分离的地方，我们只是获得了一种解放（emancipation)，而不是完全的解放（liberation)。换言之，政治解放与解放只部分重合；前者引导解放的方向，但仅仅是解放过程中的一个方面或历史阶段。政治解放是有限的，因为国家可以在人没有真正被解放的情况下，将自己从某种束缚中解脱出来；一个国家可以变得自由，而它的公民却仍然不自由。这对所有获得独立的国家（例如新建立的国家）而言都是真实的；人们相信一旦他们获得了国家的独立自己便立刻变得自由，这是一个幻觉。因此，一个国家可以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而它的大多数公民依旧拥有宗教信仰。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自由”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无非是组成国家的人们和现存宗教之间的关系。个人通过国家的中介，也就是以政治的方式将自己从一种特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他只能用一种有限的方式克服这种束缚：当他通过国家的中介宣称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即当他宣称国家是无神论的，他在宗教上仍然是受限制的。国家介于人和人类自由之间；充其量说，当国家打破这个或那个枷锁，例如一个国家宗教，这不过是实现人本质的中间阶段。
在同一篇论文的一个重要段落中，马克思批判了政治国家的内在分裂，即人和公民的分裂、私人和公众的人的分裂，这一分裂还导致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其自身的分离：
第5章 政治的社会学：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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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68～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②同上书，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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