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把自己卖给市场上的出价最高者。他的工作不再是个人能力和自豪的展示，而是变成了商品，其价值取决于其他能从事同样劳作的劳动力的多少。有一段时间诸如律师和医生的职业还能保持高标准，但这种传统也受到普遍市场行为的暗中破坏。同样，生产商在商品市场上销售产品时贱买贵卖，除了利润不存在其他标准。在这种经济的高潮时期，约翰·布赖特（JohnBright）还在众议院为假冒伪劣辩护，认为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降低成本增加收入，生产商压低工资，延长工时，加快流程，减少工人的休息时间，剥夺他们休闲和受教育的权利，剥夺青年工人的成长机遇，剥夺壮年工人的家庭生活，剥夺老年工人的保障和安宁。早期的竞争是如此的肆无忌惮，生产商甚至欺骗自己人。使用瓦特蒸汽机的矿主拒绝支付应缴的使用费，生产商还组织了专门的夏特俱乐部（Shuttle Clubs）以支持被凯（Key）追讨发明使用费的工厂主。
市场竞争最后得到了一个哲学名词：生存竞争。工人与工人为了生存而竞争；非熟练工人与熟练工人竞争；女工和童工与一家之主的男工竞争。除了这种工人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横向竞争之外，还有把社会一分为二的纵向竞争—阶级斗争，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些普遍存在的竞争和斗争构成了补充并推广乐观的进步理论的新神话的基础。
在其有关人口的论文中，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 R.Malthus）狡猾地把伴随新工业而来的英国的无序状态加以推广。他认为人口总是比食物增长得更快；要避免饥饿只有两个途径，或者通过节制生育的积极措施，或者通过灾难、疾病和战争的消极限制。在竞争食物的过程中，上流阶级由于节俭、远见和出众的智力而从人群中脱颖而出。抱着上述这种观念，又受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启发，两个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华莱斯（AlfredWallace）把激烈的市场竞争投射到一般的生物世界。另一个崇尚工业主义的哲学家、曾任职铁路工程师的斯宾诺莎（Spino-za）杜撰了一个导致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新词：适者生存。这个词实际上是同义反复，因为它把生存作为适者的证明，但这点并不影响其广泛应用。
第四章 古生代技术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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