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大量群众陷入国家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阻碍了阶级斗争。法国大革命之后，一度是王朝的专利的战争成了人民群众的主要职业之一：“民主的”征兵制使其成为可能。
过去，争取政治权势的斗争受到了财政和技术上的限制，而且遭到下层人民的漠视和仇恨，现在却变成了强国争夺可供剥削的地域的斗争，争夺例如洛林（Lorraine）的矿藏、南非的金刚石矿、南美的市场；争夺潜在的原材料供应基地或发达国家贫困工人所无法消费的过剩产品的潜在市场，又或者是争夺“进步”国家堆积如山的过剩资本的投资宝地。
尤尔于1835年写道：“目前与过去任何时代的不同是企业普遍热衷于艺术和生产，各国终于明白，战争归根到底是一场谁都赢不了的游戏。于是刀枪入库而转向工厂建设。现在进行的是虽不流血但同样可怕的贸易战争。他们不再派遣军队奔赴远方的战场，而是利用织物产品打败过去战场上的对手，去占领国外市场。在国外廉价销售产品以削弱对手的力量，这已经成了新的交战方式。在交战中人们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地。”不幸的是，这种升华并不完全，经济上的交战更是在国家间的新仇旧恨上火上浇油，而且让最不理性的动机也披上了貌似合理的外衣。
即使是古生代技术时期先进的乌托邦也是带有军国主义的和国家主义色彩的。卡贝倡导的伊加利亚（Icaria）运动与1848年的民主革命同一时代，但它在每个方面都采取了完善的军团化严格管理。又比如1888年贝拉米在各种强制性的工业活动中也都采取了军队编制。这些国家主义者的紧张活动，再加上种族主义的本能，或多或少地削弱了阶级斗争的影响。但在一个方面他们是相似的：国家不像奥斯汀(Austin)的追随者所设想的那样，无产阶级也不像马克思的追随者所设想的那样，双方都没形成有机的实体或真正的社会群体。他们都是个体的任意集合，并非由某个共同的职责而团结到一起，而是为了集体的效忠和仇恨的象征而集合起来的。这个集体象征具有魔咒般的功能，它由于魔术般的公式或咒语而出生，又由于集体的仪式而得以生存下来。只要集体仪式能虔诚地维持下去，其前提是否主观或者是否正确就能被忽略。但与“阶级”相比，“国家”具有一个优势：它能激起简单而原始的反应，因为它诉求的不是物质利益，而是质朴的仇恨、狂热和求死的愿望。1850年以后，国家主义成了不安的无产阶级的“教官”，后者通过对强大祖国的认同而得以摆脱自卑感和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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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