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注意工人环境恶化的最后一个因素：异常繁重的工作。古生代技术时期工作时间延长了，马克思把这归因于资本家榨取额外的剩余价值的渴望。他指出，只要使用价值起支配作用，使用工业奴隶和超时工作就缺乏动机。然而，一旦劳动力成了商品，资本家就渴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份额的劳动力。但是，虽然渴望利益也许是延长工作时间的最大激励—正如结果所示，即使从最局限的观点看来，这也是个错误的说法，人们仍然需要解释这种渴望的突然增长。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合乎内在辩证逻辑的结果。渴望利益是这个变化的原因之一。这种突然和强烈的增长的背后是，除了与机器体系相关联的生活方式之外，对于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的厌恶和鄙视。到了19世纪，17世纪的深奥自然哲学已经成了流行的学说了。随着过去年代的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的枯萎，人们不会艺术、不懂娱乐，也不通手艺。现在工作成了福音，上述缺点反倒成了勤奋工作的积极因素。在对利益的追逐中，铁厂老板和纺织业主就像压榨工人一样压榨自己。他们在创业初期克扣一切，不怕挨饿地节省每一个铜板。工人们省吃俭用出于不得已，而他们的省吃俭用是出于贪婪和对权势的追求。对权势的渴望让暴发户厌恶人类的正常生活：他们不愿让自己的工人过正常生活，也同样强烈地不愿意让自己过正常的生活。如果说工人由于这种学说而受到伤害，工厂主也同样受到伤害。
于是，一种新型人格出现了，一个会走路的抽象的人：经济人。活生生的人效法自动贩卖机，成了赤裸裸的唯理性的生物。为了不受妨碍地追逐权势和金钱，新的经济人放弃了美食，放弃了为人父母的兴趣，放弃了自己的性生活，放弃了自己的健康，放弃了大部分正常的娱乐和对文明的欣赏。没有任何事物能阻碍他们或令其分心……直到他们终于赚到了用不完的财富，攫取到了自己无法明智行使的权力。然后就是迟到的悔悟：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建立了乌托邦的合作社，炸药生产商诺贝尔设立了和平奖金，卡内基设立了免费图书馆，洛克菲勒建立了医学研究所。而以更私人的方式表现悔悟的那些人，则成了其情人、裁缝或艺术品代理人的受害者。一旦跨出工业体系，经济人就会处于一种精神失调的状态。这些成功的精神错乱者把艺术看成逃避工作和事业的怯懦行为。但他们这种片面的、狂热工作的行为，难道不是更灾难性的、对于生活本身的逃避吗？这些大工业家，仅仅在极其有限的意义上比自己的工人优越。可以说，狱卒与囚犯二者都是恐怖之家的被收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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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