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利润而不顾及稳定的生产秩序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它破坏了农业。只要还能从世界上某个遥远的地方获得廉价农产品，就不会下功夫去谋求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为了攫取棉花和小麦甚至会加快掠夺式的土地开发。已沦入勉强生存状态的农村地区，又受到人口向貌似繁荣的城镇地区转移的困扰，婴儿死亡率高达出生率的千分之三百。播种机、收割机以及打谷机的大量应用（20世纪初更见证了众多收割机的发明—麦考密克（McCormick）收割机只是其中之一)，更加速了这个过程。
第二个后果更加糟糕。追逐利润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边是机械生产，另一边是食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基地。这使超级工业化的国家更加不稳定，使它们与供应基地更加隔离开来。于是航海竞争开始越演越烈。不仅煤炭原料依赖于远方的水路，粮食供应有赖于遥远的农场，而且生产是否能持续也要看其通过恫吓或贿赂倾销工业产品的本领。美国国内战争中南方切断棉花供应，让兰开夏郡勇敢而诚实的纺织工人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其他领域中反复出现的类似故事也助长了1870年后惊慌失措的帝国主义的军备竞赛。古生代技术工业初始的基础是对童工的剥削，而它的发展则依赖于其产品的强制倾销。
对于依赖这个过程的国家来说不幸的是，原来的消费国家，也即“落后的”或不如说是新兴的国家，迅速掌握了科学技术方面的公共遗产而开始自己动手生产各种机制产品。到了19世纪80年代这已成为普遍的趋势了。英国在纺织业保持了技术上的暂时优势，例如1837年每一千纱锭用7个操作工，1887年减少到3个；而排名第二的德国用的操作工是7个半到9个，而孟买则需要25个。但是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先进的”国家都无法长久保持领先，因为新的机器体系是普遍适用的。于是古生代技术工业的主要支柱之一错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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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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