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新生代技术阶段，两个重要的关键事实变得清晰了。首先，主要在数学和物理学上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扩展到了其他经验领域。活着的有机体和人类社会也成了系统研究的对象。由于企图借用在孤立的物理世界中发展出来的思维范畴、研究模式以及专门的定量仪器，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的挫折；然而科学在这个领域的应用也对技术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19世纪的心理学就像17世纪的力学：不再是机械构成生命的一种形式，而是生命构成了机械的一种形式。采矿业统治着古生代技术时期，而现在是葡萄园、农场和心理实验室引导着众多富有成果的研究，并导致新生代技术时期一些最基本的发明和发现的应运而生。
类似地，人类生命和人类社会的研究也受益于对于秩序和清晰的追求。古生代技术阶段仅仅成功地催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合理化和辩解，这些教义与真实的生产组织、消费组织或人类社会的真正需求、利益和习惯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即使是卡尔·马克思，在批评这些教义的时候也屈从于他们那些令人误解的套话。因此，尽管《资本论》（DasKapital）充满了伟大的历史直觉，然而它对于价格和价值的描述仍像戴维·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著作一样的不够科学。经济学的抽象不是真实世界的衍生或离析，却成为神话般的造句。至于它是否合理，只能从它所激发的动力和行动是否合理来判断。继承了历史哲学家维科（Vico）、孔多塞（Condorcet）、赫尔德(Herder) 以及黑格尔（G. F. Hegel) 的研究成果以后，孔德、凯特勒和勒普雷（LePlay）奠定了新学科——社会学的基础。紧随抽象心理学家洛克（Locke）和休谟（Hume）之后，观察人类天性的学者贝恩（Bain）、赫尔巴特（Herbart）、达尔文、斯宾塞（Spencer）和费希纳（Fechner）又融合了心理学和生物学，把智力作为动物行为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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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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