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独立的理论头脑仍然受到实际生活的启发和激励，例如卡诺(Carnot)受蒸汽机的激励而从事热学的研究，作为化学家的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由于葡萄酒商、啤酒商和养蚕者遭遇困境而开始细菌学研究。但是科学上的好奇心可能与实际的研究同样有价值。确实如此，这种自由的、沉思的、孤立的思考，尽管与实际事务和直接应用的推动完全不同，却也开始流入公共的理念储水库，后者又反过来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性取决于公共理念储库中蓄水的高度，而不是取决于解决问题的压力的大小。虽然科学从一开始就受到实际需求、实施控制以及追求权势的推动。但到了19世纪，科学成为一种抗衡的力量，抗衡把一切事物都奴化为利润和权势而服务的渴望。第一流的科学家，诸如克勒克-麦克斯韦和吉布斯，远离了实际事务的缠绕。对于他们来说，科学就像艺术一样是一种存在，不仅是探索自然的工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仅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思想状态，而且也有助于改变外部条件。
其他文明在技术上也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完善，但就停留于此了，因为他们只会重复旧的模式。传统形式的技术本身并不具备持续成长的手段。科学与技术结合了以后，提高了技术成就可能达到的高度，并扩展了技术应用的范围。在科学的解释和应用过程中，出现了一组新的人群，或者说旧的职业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在工业家、普通工人以及科学研究者之间出现了工程师。
工程作为一种艺术可以追溯到古代；工程师则从14世纪以后由于军事活动而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他们设计要塞、运河以及武器的攻击性。第一个设计用于培养工程师的伟大学校是大革命期间(1794年）成立于巴黎的巴黎综合理工学校，之后不久是成立于1824年的位于圣艾蒂安的学校、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和伦斯勒高等工业学校。到了19世纪中叶，才又有了南肯辛顿学校、史蒂文斯学院、苏黎世学院及其他学校。新的工程师必须掌握制造新机器体系、开发新型实用设施以及应用新型能源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这个职业所涉及的学科范围是如此之广，就像达·芬奇曾不加挑剔地初步涉猎过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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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