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的电话也同样要感谢生理学和同情心的共同作用。1778年冯·肯佩伦（VonKempelen）发明了能说几个词的自动说话机，法博(Faber）教授发明的说话机“Euphonia”曾在伦敦展览。老贝尔（父亲）说服亚历山大·贝尔及其兄弟，自己来制作自动说话机。他们用橡胶来仿造舌头和喉咙的柔软部分，作出了认真的努力。亚历山大的祖父终身致力于语言缺陷的校正，他的父亲A·M·贝尔发明了可视语言系统，对于声音的文化也很感兴趣。亚历山大自己是发声学的学生，并在教聋哑人说话方面颇有建树。这些生理学的知识以及人道主义的兴趣，当然还要加上赫尔姆霍茨（Helmholtz）在物理学上的研究成果，最终产生了电话。根据波士顿外科医生C·J·布莱克的建议，其中的受话器还直接模仿了人耳的软骨和耳膜。
对于有机体的兴趣不仅限于模仿眼睛和耳朵。从生物界还传来了古生代技术头脑完全陌生的概念：形状的重要性。
人们可以把一块金刚石或石英磨成粉末，它虽然失去了原来的形状，但仍保持着原来的化学性质以及大部分物理性质，它们至少仍然是碳或二氧化硅。但有机体就不同，磨碎后就不再是有机物了，不但其生长、恢复、繁殖的特性没有了，而且其化学组成也改变了。即使是形状最松散的有机体，经典的阿米巴虫，也不能被称为没有形状的物质。整个古生代技术阶段从来没有想到过形状在技术上的重要性。除了伟大的机械名匠如莫兹利，从来没人有兴趣去改善机器的美学感受；如果有所改善，也被认为是一种干扰，例如多立克式或哥特式的装饰。1830年至1860年间，除了对始生代技术时期的设施的改进，例如快帆船，形状从未被认为有何重要性。例如，早在1874年就设计了流线形的火车头，奈特（Knight）机械百科全书的作者就描述了它，但却轻蔑地评论道：“没什么值得介绍的。”古生代技术不认为有可能通过改善形状而增加效率，只相信增加功率或增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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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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