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这种特征称为“无目的的物质至上主义”。特别有害的是它让人类一切非物质的兴趣和职业都有该受谴责的嫌疑：特别是，它声讨了自由主义审美观和知识分子的爱好，因为“它们不服务于有用的目的”。天真的机器赞美者认为发明带来的福祉之一是它让想像力无容身之地：不必再和远处的朋友在幻想中交谈了，你可以拿起电话直接听到他的声音。如果受到感情的困扰，不必再用唱歌或写诗来排遣，可以直接放唱片。然而，唱机和电话的特殊功能并不能替代生动的幻想世界，再精致的浴缸也代替不了花园或绘画。这么说绝不是想贬低唱机和电话。物质至上的残酷现实是，我们的文明更偏爱机械设备的使用，因为商品生产以及动力消耗就有赖于此。而人类的直接反应或不需要什么机械帮助的人类活动却被忽视。不管商品是否需要就直接生产，不管发明是否有用就直接应用，不管动力是否有效就直接利用。这种习惯几乎已经扩散到现代文明的每一个方面了。结果是人类的个性被忽视：有目的性的行动只是被勉强容忍，更多的是被动适应。无处不在的工具主义限制了与机器体系没有紧密关系的人类重要活动，而且把物质产品的重要性夸大到成了一种象征—成了智力、能力和远见的象征，甚至夸大到把不拥有物质产品视为愚蠢和失败的象征。这种物质至上主义已经没有了目的，它本身就是终极目的。现在手段变成了目的。如果物质产品需要其他辩护理由，那么可以这样说，物质产品的消费能让机器继续运转。
这些缩短空间、节省时间、增加产量的设备所经历的过程也同样出现在动力生产上。动力和动力生产也遇到同样的悖论：它们带来的经济利益也部分被抵消，被增加的消费机遇所抵消；其实是被增加的消费的必要性所抵消。很久以前英国数学家巴比奇（Babbage）就巧妙地阐述了这种状况。他叙述了法国人M·瑞德莱（M. Redelet）做过的一个实验：测量移动一块大石头需要施加多大的力量。经过粗加工的大石头重1080磅，沿采石场地面移动它需要758磅力。同一块大石头，沿厚木板地面移动它需要652磅力；大石头放在木板上，再沿厚木板地面移动它需要606磅力。若在两块木板之间用肥皂液润滑，这时移动它只需要182磅力。现在把大石块放到3英寸直径的滚轮上，这时沿采石场地面移动它只需要34磅力，沿厚木板地面移动它只需要22磅力。
第六章 代偿作用和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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