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必须指出按时间来协调和实时通信的一个后果:也即时间的断断续续和经常被打扰。1850年之前,交通和通信方面的困难成了天然的过滤器。人们接收到的外界信息不会超过他们的处理能力。人们接到远途来的命令或必须亲自出行,这就算是紧急情况了。人们行动的缓慢使得交往仅限于个人之间并处于可控状态。现在这种过滤器没有了,远处与近旁相同,暂时和久远一样。虽然过日子的节奏由于实时通信而被加快了,但过日子的韵律却被打断了:收音机、电话和日报都在吸引你的注意力。人们收到的外界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于吸收或应付周围环境的任何一个单项信息,更不用说应付其整体了。不但是学者或商界人士,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不断受到打扰。即使是每周一次逃离工作的教堂祈祷——西方宗教对于有规律的个人生活的最大贡献,也慢慢变得遥不可及了。机器提高效率、机器加强合作、机器提高智能,并且借助于业务压力和政治压力而发挥到了极致,但现在——由于缺乏控制——它们反而阻碍了原本想达到的目的。机器对人的要求不断增加,但人们机智地应付这种要求的能力却没有增加多少。外部世界对于人们的要求,不管是否真的很重要,变得异常频繁而强烈,而人们的内心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差。人们不再有主动的选择,只有被动的吸收,最后沦入被维克多·布兰福德(Vic-tor Branford)戏称为“糊里糊涂的主观主义”的状态。
- 无目的的物质至上主义:过剩的动力
过于关注生产数量,于是发展机器的重心几乎全放在了物质商品的生产上。过分强调了生活的物质方面:人们牺牲了时间,牺牲了当前的快乐,只为了获得更多、更丰富的物质手段。因为大家认为生活福祉与拥有的汽车、浴缸和其他机械制品的数量有着密切关系。这种趋势不再是满足基本物质需求而是无限拥有奢侈品。但这不仅是机器体系的特征,因为这种趋势也存在于其他文明的其他资本主义阶段之中。机器体系带来的特征使这种想法不再局限于某一阶级,它已经世俗化,已经扩散到了社会的每个阶层之中;也许做不到,但至少是他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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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