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一个有教养的人应懂得希腊和拉丁古典著作；一个文明的人会把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看作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只要那里的法律是公正的，管理是不偏不倚的；一个有品位的人应知道建筑、雕像和画作中的美丽和均衡的标准已被古典的前辈确定为永恒的了。生活中的习惯和传统、本国的建筑、社会习俗和民间故事、巴黎和伦敦之外的方言和平民语言，所有这些都被18世纪的绅士们归类为愚蠢、荒唐或野蛮。教化和进步就意味着把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马德里和圣彼得堡的生活方式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去。
由于机器体系的统治地位、由于书本和刺刀、由于印花布和传教士、由于廉价的珠宝、珍珠和餐具，这类文明开始像油层一样蔓延到地球各处。机器纺织排挤了手工织物，苯胺染料最后取代了土制植物染料。即使在遥远的玻利尼西亚（中太平洋群岛），烟囱般的帽子和印花布的衣服也穿在了当地土人的身上，而与圣经同时引进的梅毒和朗姆酒则让他们在退化的道路上更增添了健康方面的恐怖。这种油层所到之处鱼类受到毒害，其浮肿的尸体浮在水面上，让油污的气味更增加了恶臭。新的机器文明既不尊重地域性也不尊重历史。在它所激起的反对声中，地域性和历史性成为两个格外强调的因素。
这种抵制明确出现在18世纪，正是古生代技术革命风行之时。开始时是重拾文艺复兴所失去的旧的生活方式的尝试。它是向中世纪的回归，是中世纪的重要性的重申：沃尔浦尔愚蠢地重申，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冷静地重申，司各特（Scott）绘画式地重申，冯·谢弗尔（Von Scheffel）忠实地重申，歌德和布莱克唯美地重申，普金及其牛津运动的成员虔诚地重申，卡莱尔（Carlyle）和拉斯金说教式地重申，维克多·雨果富于想像力地重申。这些诗人、建筑师和批评家们再一次揭示了古老的欧洲生活方式的趣味性和健康。他们指出用简单的古典梁柱结构代替哥特式建筑使得建筑工程失去了那么多的艺术性，指出由于沉溺于古典的形式和主题而使得那么多的文学遗产流逝。他们指出人们势利地炫耀古典典故，然而最动人的情感却体现在乡村民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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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