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公共语言的注重实效的发展之外，世人仍需要一个更隐私的语言用于深层次的合作和交流。由19世纪中叶开始，服务于这种特殊文化目的的语言在西方世界遍地开花。威尔士语、盖尔语、希伯来语、加泰罗尼亚语、佛兰德语、捷克语、挪威语、兰茨莫尔语(Landsmåal，即尼诺斯克语）和非洲语言就是其中的若干例子。它们或是新创或是复活，并流行于近来的本国文学创作之中。虽然旅游业和通信业的发展无疑导致了方言的合并，例如印度的三百多种语言已经减少到若干种主要语言。但同时也受到反向过程的抵消作用，例如现在的英语和美语之间在拼写和发音上的差别，已经变得比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编纂他那本略显陈旧的大字典时更大了。
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能够统治整个世界，就像法国人或英国人交替梦想过的那样。因为除非一种国际语言能够相对固定、变得毫无生气，否则它会经历混乱的差异化过程，就像拉丁语那样。很可能两种语言会变得非常流行—一种纯粹人造的国际语言用于国际事务和科学用途，另一种文化语言用于本地的人际交往。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地方文化的语言和文学的复苏及它们所激发的地方生活是社会抵制机器文明、抵制完全标准化梦想的最有效措施。到处听到伦敦腔，一条大街—托腾汉街或百老汇大街—的语言风行全球，世界各地、各种场合都用同一种语言的梦想都已经过时，人们必须认识到文化重新个性化的事实。虽然对这些梦想的反抗往往是盲目或任性的，但它们并不比它们所企图阻止的“前瞻”运动更盲目。这种反抗背后的动机是人类希望控制机器。即使不能在开始的时候，那么也应在应用阶段施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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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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