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外部世界并未在人的头脑中形成固定的概念。大自然的一些具体的现象，比起耶稣基督和教会所宣称的神的命令和意愿来是微不足道的，极目可见的世界不过是预示永恒世界福佑和诅咒的保证和符号。人们白天在阳光照耀下，夜里在星空注视之下繁衍生息；但是在这种很现实的状态中，找不出有重大意义的东西来，日常生活的所有事物不过是人类走向永恒的朝圣大舞台上的道具、服装和排练。当神秘的数字3、4、7、9和12为各色各样的事物赋予特别的寓意时，人的头脑，通过科学的测量和观察，能走多远呢？在对大自然的因果关系进行认真研究之前，人们必须将自己的想像加以约束，观察力加以提高：神秘的第二视觉必须变成以事实为目的的第一视觉。这种对想像力的约束，艺术家要起更重要的作用，人们通常对此估计不足。在列举大自然中必需有“数学的帮助和干预”才能加以研究的门类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列入了透视、音乐、建筑和工程，还有天文学和宇宙结构学，这是颇有见地的。
对大自然态度的改变，在其为人们普遍接受之前，首先出现于孤立于人群的少数人之中。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的实验规则，以及他在光学方面的专门研究是广为人知的。确实，如同在伊丽莎白统治年代的另一个培根的科学观，他们都在一定意义下超越了时代：其意义在于他们代表了总的趋势。在13世纪，阿尔贝图斯·马格努斯（AlbertusMagnus）的学生们在新的好奇心的驱使下，去研究其周围的环境；圣维克托（St. Victor）教堂的阿布萨隆（Absalon）大主教抱怨学生们想研究“地球的构造，元素的性质，星星的位置，动物的性质，风的肆虐，草木的生命，等等。”但丁和彼特拉克(Petrarch）与大多中世纪人不同，他们并不回避将大山看成是旅途中倍增艰辛的可怕障碍：去探索，去攀登，在登顶时获得一览众山小的感受，享受征服距离和高度的喜悦。之后，达·芬奇在托斯卡纳山脉进行探查，发现了古生物化石并对地质的演变过程做出了正确的解释：阿格里科拉（Agricola）因其对采矿的兴趣，也对山脉进行了探查，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在15、16世纪编著的有关植物和自然史的书，虽不时还将传说和猜测与事实混为一谈，但已在描绘大自然的方向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们绘制的一些精彩的插图可以作证。关于四季交替和日常生活的几本书也表明了同一趋向。伟大的画家们也未落后。在西斯廷教堂里的画可以说是解剖学的课堂，就像伦勃朗的名画一样。达·芬奇堪称韦萨流斯（Vesalius）的杰出先驱，虽然二者可以算是同时代的人。根据贝克曼的说法，16世纪有众多反映自然史的私人收藏品。伊莱亚斯·阿什莫尔赠送给牛津大学的著名藏品，就是他于1659年购得的特拉德斯坎特的私人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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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