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把提升的能力与手臂分离开来,才创造出了吊车;把作功与人和动物的活动分离开来,才创造出了水轮机;把发光与木材和油的燃烧分离开来,才创造出了电灯。技术想像力所取得的成功就是基于这种分离的能力。几千年来,万物均有灵魂的思想阻碍着这种技术的发展;因为,它使我们把目光局限于人类的渺小的行动,而看不到后面整个宏伟的大自然。在这种看法下,甚至于宇宙中的恒星也被看成是宙斯的双生子Castor和 Pollux的身体,或者公牛,即使它们原本的相似点并不多。生命,不满足于其自身的领域,无节制地扩展到石块、河流、星星,以至于所有大自然的元素。人类的外部环境,因为与人的各部分直接相关,仍是变化无常、色彩缤纷的,这也正是人类自身无规律的欲望和恐惧的反映。
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个世界本质上都是为灵魂所支配的,而这些“外部的”力量威胁着人类,所以,对于人类来说,能以其意志力逃避的方法不是对自身严加约束,就是征服他人:也就是宗教的方法或战争的方法。我将在其他地方讨论技术和战争中的仇杀对机器发展的特殊贡献。至于对个人的纪律约束,在中世纪主要限于宗教领域,影响最大的当然并不是农民和贵族,因为他们基本上奉行的还是世俗的思维方式,教会只得与之权宜地妥协。纪律的约束主要体现在寺院和大学中。
万物均有灵魂的思想为单一圣灵的无所不能的思想所排斥。单一圣灵扩大到对上帝的信奉,已与人或动物的能力没有相似之处了。上帝创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遵从的是上帝的秩序。上帝的行动也许是难以了解的,但绝不是变化无常的。宗教生活的全副担子安放在人对于上帝的行为和上帝所创建的世界的态度之上。如果说,中世纪信念的基础仍然是迷信和万物均有灵魂的思想,那么,经院学者的形而上学的学说就在事实上与万物均有灵魂的思想格格不入:问题的要点在于上帝的世界并非人的世界;只有教会能成为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
这种分野的意义开始并不明显,随着经院学者之间争论的展开,其后继者如笛卡儿等利用这个突破口,以纯机械的方式描写了全部大自然,仅留下了教会的特殊领地,即人的灵魂,这样就使两者变得经纬分明了。如怀特海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一书中所说,因为教会相信存在一个独立的秩序井然的世界,所以科学的工作才能如此充满信心地进行下去。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常常是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即使处于教会的庇护之下,他们也会对教会表露出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有时竟十分明显。另一方面,17世纪的严肃的科学家,如伽利略、笛卡儿、莱布尼茨、牛顿、帕斯卡,他们无一不是虔诚的信徒,这一点大概也不是偶然的。科学发展的下一步,特别是笛卡儿的工作,是将世界的秩序从上帝手里转到机器那里。因为到了18世纪,上帝已成为永恒的时钟的制作者,在孕育、创造了宇宙之钟后,将其上了发条、开动,之后再无其他责任了,一直等到机器最后使它停下来,或者照19世纪的思想,一直等到该永恒的时钟自己停工。
第一章 文化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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