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方法，意味着对自我的扼制，尽可能消除人的偏见和嗜好，包括对自身形象感到的快乐和对自己直觉的信任。为这种文化所作的最好的准备莫过于扩大寺院系统，遍地建立很多彼此隔离的社区，人们在严格的戒律下过着简朴的、自我节制的生活。寺院内相对来说缺少灵气和活力：肉体的诱惑，在理论上已经降到了最低，事实上也往往降到了最低，尽管还存在压力和例外。无论如何，相比世俗生活来说这是事实。突出个人的做法在集体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
寺院犹如机器，如果不能依靠外力来不断更新，是不会永存不朽的。寺院的种种方面就像一支军队，除了其中也有妇女，她们类似地组织在女修道院里，而军队则完全是男性的世界。而且，寺院也像军队一样，将男性的权力意志加以磨练，使之更有章法，使之更加集中。一方面，一代一代的军事领袖都来自宗教界；另一方面，以反对改革闻名的宗教界的领袖从士兵开始其职业生涯。最早的实验科学家罗吉尔·培根曾是僧侣；在1544年扩大了代数方程符号用法的迈克尔·斯提菲（Michael Stifel，1487—1567年）也是如此；在机械学家和发明家的名单中也不乏僧侣。寺院的精神活动，即便说并不直接对机器发生有益的作用，至少也抵消了许许多多不利于机器的影响。与佛教的教规不同，西方僧侣的教规引发了内容丰富的复杂机械，这不是佛教的祈祷轮所能比拟的。
也许可以说，教会的组织对于人体的蔑视，在一定程度上为机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现在，对人体及器官的尊重已深深地印入了所有的经典文化之中。有时，借助于想像力，人体可以用动物的肢体或器官象征性地加以代替，就像埃及的太阳神霍鲁斯（Horus)。但是这种代替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某些器官的特性，例如肌肉、眼睛、性器官的功能。在宗教仪式上展示的阴茎比起人的实际器官，通常要大得多，也强有力得多；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神的形象可以达到英雄的尺寸，更加突出了神的活力。在古老的文化中，生活的全部习惯倾向于强调对人体的尊重，展现人体之美，及由此获得的欢愉。即便是僧侣，他们在印度的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创作的画，也充满了人体美。在雕塑中对人体形态的顶礼膜拜，古希腊的角力学校中或古罗马人沐浴时对人体的关心，都加强了这种对生命体的内在感觉。希腊关于普洛克鲁斯特（Procrustes）的传说（其为古希腊强盗，缚其俘虏于铁床上，如身长超过铁床长度，则断其足，如不及则强伸使之达到该长度——译者注）有其代表性，说明古人对肢解人体所感到的恐怖和憎恨。实际上只有让床适合于人体的大小，哪能把腿或头砍了去适合于床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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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