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获得的最原始的数据都是社会的和生命的资料。我们起始于生命，我们对生命的了解也并非冷冰冰的事实，而是对人类社会的认知，运用社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为我们提供的工具，如词汇、符号、语法和逻辑。简言之，就是全部的交际能力和经验。最抽象的知识、最客观的方法，都是从社会中有秩序的价值观中衍生而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神话就是，人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中为了生存而盲目奋斗着。但今天，我们必须像劳伦斯·亨德森（LawrenceHenderson）教授所说的那样，用一种相互扶持的伙伴关系取代上述想法。物质的物理结构、地壳中各种元素的分布、它们的数量多少、可溶解性如何、比重以及化学结合力等等都在支撑着生命，推进生命的演化。即使是对生命的物理基础进行的最严谨的研究也表明，生命本身是有其内在目的性的。
现在我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如果在个人习惯和社会制度中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这种思想变化就不可能有重要意义，也不可能产生影响。机械的时间观念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财会制度的推进作用。人们把进步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机器发展极为迅速。有机的整体观在今天变得重要起来，就是因为我们会不时地按照这些原则行事，即使还没有完全领会它的含义。在建筑学上这种发展历经了沙利文、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直到今天欧洲的新建筑。在城市设计上经历了欧文、埃比尼泽·霍华德、帕特里克·格迪斯，直到今天荷兰、德国和瑞士的社区建设者们。他们的作品以全新的形式明确地体现了整个新生代技术时代的环境。在人文艺术方面，在过去几十年中，医生、心理学家和建筑师，还有社区规划者和卫生学家，大家联手把一直在我们的经济和生活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机器艺术驱逐出去。形状、模式、构造、有机体、历史渊源、生态关系这些概念在各种学科中已经开始频频出现。现在美学结构和社会关系也已成为真实的属性，就像过去科学经常孤立开来研究的各种主要物理变量一样。这种观念的变化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这场运动部分来自对生命的关注的普遍复苏对孩子的关怀、性文化、回归野性大自然、复兴的太阳崇拜等。这场运动又反过来给上述这些自发的运动和行为以精神和智力上的支持。正如我在描述新生代技术时代时所指出的那样，机器结构本身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些至关重要的新兴趣。我们现在意识到了，即使是最好的机器也只不过是生命有机体的拙劣模仿。与飞行的鸟类相比，设计最好的飞机也不过是粗糙的、经验性的近似。我们效率最高的灯泡也无法与萤火虫的发光效率相提并论。世界上最复杂的电话通信系统与人体神经网络相比也不过是小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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